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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代中朝日关系回顾- -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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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代中朝日关系回顾

 

（一）朝鲜的开关

 

中国的开港是由于中英鸦片战争，日本的开港是由于美国的“黑船事件”，东北亚三国之二都是由于西方势力而被打开国门，但朝鲜却十分特殊，西方势力并没有打开朝鲜的大门，朝鲜是败在日本与清朝手下的。

 

中朝关系悠久。朝鲜长期以来被看成中国北部极重要的“外藩”，它在明、清两代又是头等朝贡国。朝鲜李朝（1392—1910 年）每年派三次正式贡使前往明廷，派四次正式贡使前往清廷，另外还有许多小规模的遣使。从1637 至1894 年，有507 个朝鲜使团到过北京，也有169 个中国使团出使到朝鲜。中朝关系与日本不同，中朝交往在朝鲜为“事大”，以区别于与日本之间的较为平等的“交邻”关系。（数据引自《剑桥晚清史》；高教版的《世界史》数据为1637——1850年，从朝鲜来华使团为615次，清向李朝派使节团160次）

 

从17世纪开始，李朝下令实施海禁，严禁朝鲜人同外国人接触，甚至不许同海上遇到的渔民接触，违者处以死刑。下令沿海居民内迁，严禁任何人居住在沿海地带，使大片土地变成荒地。政府派军驻扎沿海地区。严禁制造远航船只。闭关政策只是针对沿海地区，李朝同清朝恢复关系后，两国经济文化交流频繁。但是，朝鲜除了和中国有藩属关系以及偶尔和日本交换使臣外，它和其余国家并无交往；西方人称它为“隐士的王国”。

 

中国近代史开端于中英鸦片战争，坚船利炮，奇技淫巧，天朝上国的美梦开始崩溃，而日本也迫于压力，不战而降，缔结条约了。但与清朝积弱难返不同，明治维新成功，使得日本大有脱亚入欧之势，“征韩论”甚嚣尘上，自由民权无功而返，最终导致日本搭上了军国主义战车，给全人类带来了无尽的苦难。          

 

结局并不能让我们忽视细节，过程更值得研究与叙述。

 

朝鲜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是1876年与日本签定的《江华条约》，但近代化的问题，却是从洋教问题开始的。基督教包括天主教、新教、东正教，近代东亚统称其为洋教，洋教随着口岸开放在清朝得以自由地传播。太平天国运动，是基督教在清朝的变态，这场披着洋教的农民战争，给东北亚三国政府带来了烦恼，但迫于西方的武力下缔结的开放条约，清朝及日本都无力阻止洋教的流传，而且洋教也的确俘获了不少人士的内心，当然引起了反感的人不在少数。1862年日本幕府使节团乘坐千岁丸访沪，遇到了清朝的洋教徒，其记载如下：

 

一天，两个书生来访，我（纳富介次郎）病卧在床。同屋的朋友们和他俩笔谈，谈话之余，书生问：“贵国信天主耶耶稣教吗？”回答：“过去该教传到我国，与我朝结仇，因此我国禁止此教。”书生说：“先生们尚未看过《圣经》吧？我们今天带来了，想进呈给你们。”我的朋友拿过来一看，是耶稣的邪教书，大怒，将其书扔掉，大家争论起来，最后把他们推出了门。然而，转天他们再次来访，我们不允许他们进来，他们就站在门外。

我的朋友们更加生气，大声谴责，大家都出去，将那两个书生赶走。在此之前他们也曾来过几次，找到机会就劝我们要给我们书。这两天终于被赶了出去。大概因为吃了苦头，从此他们不再来了。唉！清国的读书人都尊奉这个，更何况愚民们呢！（冯天喻《“千岁丸”上海行》）

 

洋教问题与东方传统的碰撞，带来的不仅是太平天国，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更是如此。战争，清政府还是败了，洋教的势头没有下去，最后连革命元勋都入了洋教了，至于真信假信那又另当别论了。

 

朝鲜宫廷曾于1786年把基督教当作邪教加以禁止，1794年，中国的周文谟作为第一个外国传教士进入朝鲜，1801年，他同“南人”派基督徒一起被处死。此后，李朝把镇压基督教与反对改革派的斗争结合在一起进行。在幼王高宗的父亲大院君于1864年摄政以后对洋教的政策变得更加僵硬，他于1866年在汉城及其他地方逮捕和处死上万名天主教徒，其中包括9名法国神甫。现代外交观念看，一国的宗教政策应属于其国内部问题，但当时却并非如此。

 

1866年10月，法驻华公使在没有得到巴黎的授权下，迳自派讨伐队前往朝鲜。法国军队占领了汉城南面江口的江华岛，可是在城外战败而退去。同年8月，一艘美国商船“谢尔曼将军号”驶抵平壤，以炮轰相威胁，要求通商。这艘船的行径如同海盗，它在退潮搁浅后被焚毁，水手也被杀。1871 年，美国国务院命令驻华公使镂斐迪调查此案。他随带五艘兵船前往。美国讨伐队要求在江华岛附近进行谈判被拒绝后，就强行驶入通往汉城的汉江。当朝鲜的海岸炮台开火轰击时，美国人也还击，大肆轰击江华岛。美国人由于没有受权作战而随即撤离。朝鲜人由此得出结论：他们既打赢了法国人，也打赢了美国人。（《剑桥晚清史》）

 

大院君政府在全国各地设立了斥和碑，碑上刻有“洋夷侵犯，非战则和，主和卖国”，清朝的失败，可能加深其抗拒西方的决心，而两次战争获得所谓的胜利，延缓了朝鲜的开放。美国没能打开朝鲜的国门，我认为是朝鲜的不幸。在此事件过了9年后即1880年，清驻日公使何如璋授权黄遵宪攥写《朝鲜策略》，赠与朝鲜赴日修信使礼曹参判金宏集，文中大谈与美国建交事宜，并要求朝鲜要“主动”，当然，金宏集因此事在朝鲜引发一场政治大地震，这是后话了。可惜，可叹，朝鲜由最不应该的国家强迫打开而实现的，那个国家就是日本。回顾两次战争，现代的眼光与叙述，则略有不同，“两次战争使大量房屋被烧毁，民众死伤无数，很多贵重文物也遭掠夺。” （2005年《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》）这样的叙述显然眼光是向下了。

 

清朝总理衙门自知中国无力保卫朝鲜，在1867年开始劝告朝鲜和西方国家和解。到了1879—1880年时，中国人力促朝鲜和西方国家建立条约关系，以抗衡日益增长的日本的影响。日本对朝鲜的关系在德川时期（1603—1867年）由对马地方的封建领主处理，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，便改由东京直接掌管了。日本为了宣布这些政治变化和修订双方关系而派往朝鲜的使团。日本政客早有借派遣使节为行侵犯朝鲜找借口的打算，《木户孝允日记》记载，“向朝鲜派遣使节，陷朝鲜于无理之中。如果其不屈服，以此为罪攻占其国土，借此来显示神国日本的权威。”由于日本在外交文书中使用了“皇”和“敕”等皇帝下诏的形式，文书的内容与传达途径都与以往的外交惯例相悖，因此大院君将其使拒之门外。大院君藐视日本所实行的现代化，强烈地认为日本天皇僭越“天皇殿下”的称号是不合体统的。

 

这次冷遇达到了木户孝允等人的希望的后果，征韩论在日本国内甚嚣尘上。1873年，日本决定派一讨伐队前往朝鲜。这一行动目的为：（一）为心怀不满的武士提供泄忿的机会，转移他们对国内问题的注意；（二）对中国在朝鲜的君临地位进行有利的挑战，以谋取日本在亚洲的领袖地位；（三）阻止英国和俄国的前进；（四）为1592和1597年丰臣秀吉入侵朝鲜的失败雪耻。但是从西洋回国的日本领导人取消了这个决定，他们认为日本国内的落后状况不允许进行一次对外冒险。

 

但是，《江华条约》还是签定了。在1875年5—6月，日本出动云扬号等三艘军舰，在釜山港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。9月，云扬号逼近江华岛，当日本人在江华湾遭到袭击时，他们还击并摧毁了朝鲜的防守要塞。朝鲜称开炮原因是日本企图占领草芝镇炮台，于是开炮。这次胜利以后东京又增派了六艘兵船前往朝鲜，同时派了一个使者前往北京探听中国的反应。这时，总理衙门正穷于应付马嘉理事件，遂小心翼翼地答复说，朝鲜虽是中国的藩属，但其内政外事从来悉听自为。日本受此鼓舞，力促开放朝鲜，清廷因一心避免冲突，便指令朝鲜进行谈判。此时大院君下台，闵氏外戚派主政。1876年2月24日，朝鲜与日本在江华府签定《朝日修好条约》，即江华条约。条约共20条，主要点是：（一）承认朝鲜为自主之邦，享有与日本平等之权（目的为了破除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）；（二）互派使节；（三）开放三口对日通商；（四）日方在这些口岸享有领事裁判权。由于不能维护朝鲜的独立，清政府没有履行其宗主国的权利。

 

1880年和1882年，元山和仁川先后向日本开放，闭关自守局面结束。

 

- 作者： lwleiwei 访问统计：　2005年10月14日, 星期五 21:41 加入博采 打印